昨天两吴门聚会，（北）吴老师喝多了大发演讲。和他在其它场合喝醉不同，他说了许多只有在门生面前才会说的话。吴老师提到在他有生之年他一定会PUSH我们，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不要指望吴老师活太长，要在十五年内混出名堂……（虽然吴老师说醉酒就是讲逻辑，不过其实在逻辑上还是有些问题的）最后吴老师讲到希望学生要有为天下劳苦人民谋福利的精神，要有这种忧国忧民的关切。
的确，能够遇到一个在学术兴趣和处世精神上都令我仰慕的导师是很不容易的。向往纯粹学术的学者、科学家也不是太少，看起来非常忧国忧民的公知就更多了。然而一方面追寻自由纯粹的希腊式学问，另一方面又深具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中国士人精神，这样的学者确实是不多见的。
不妨把这两种情怀称作爱智与爱国。爱智代表着超然于世俗追求真理的感情；至于爱国一词，现在被说烂了，常常被官方用来宣传一种狭隘的民族情绪。但我们知道，爱国不等于爱朝廷，“国”意味着一种历史性、文化性的边界。也就是说，毕竟，我更关切中国人民的疾苦和命运，关切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未来，至于美国人民、日本人民、非洲人民，虽也同情，但并不在焦点或重心之上。
基督教式的博爱或者现代西方的所谓普世情怀，在我看来都是某种抽象的，也就是虚构的感情。它们更多地是一种理性的概念，而不是真实的感情。我们总是首先爱我们的家庭、故乡，才有可能把这种现实情况扩展出去。如果一个人说他爱邻人和爱子女一样，爱国家和爱父母一样，这种爱一定是虚假的，或者是被扭曲了的。
如何协调这二者间的张力，这是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二者截然分开，做学问是做学问，关切国计民生则是另一码事。现代的科学专家可以做到这种区分，他们的求知活动是高度专业性的，是不是关切劳苦人民与他们做学问怎么做没有什么关系；另一种方式是根据国家的需要来选择专业，例如西学东渐早期中国人去学造船术，然后再学德先生赛先生，都是出于破解民族危难的愿望，但这样一来，学术其实是不再纯粹和自由了。
做哲学或做历史既不同于科学专家，又不同于造船术。一方面，哲学或科学研究的问题常常是遥远的，我们不去关注中国当代社会问题，却去关心西方古代思想；但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学术论题中，无论多么专门和细碎，总是要去关切“人”或人性，而人的概念并不是某种抽象的机械定义，而总是从“我这里”出发得到理解的。
在“人”这里，爱智与爱国达成了统一。抽象的“人性”或遥远的“古人”是探索和追问的对象，但现实的此时此国之人则是一切追问的出发点。
特别是，现象学的哲学的运思活动总是某种唯我论的反思，总是从现实的我，而非一个抽象的上帝之眼出发，进行反思，“反”，即是返回到“我”的本源。这种学术活动，有可能饱含着对于现实的国计民生的关切，但这种关切却并不是对象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像一个事不关己的上帝那样高高在上地关注并客观冷静地分析世间的问题。中国的现实与其说是我们的追思对象，不如说是追思的起点或处境。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这样一种现象学的态度，即不把这个现实的、不可还原到底的、历史性的自我割弃掉，那么无论我们追思的对象或者说“内容”是什么，这些内容的呈现总会带上我们个人情感的烙印。中国是我们的“缘”，是我们的“此”，从此在/缘在出发的现象学式的学术将不会割断此与在、中国与学术、或生活与真理之间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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